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很晚,最早学校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时成立的,到现在也不过一百来年。清华起初不是大学,原是留美预备班,成立时间更晚,但在短短的几十年能够做出这么多成绩,能够赶上世界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说,梅贻琦先生是最大的功臣,他作校长的时间最久,而最大的成绩也是在他作校长的时候做出来的。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清华大学,到1937年抗战前,只有十二年,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大学。
梅先生的功绩还有极重要一点,就是他为清华和西南联大引来了一大批顶级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是中国顶级学者,也是世界顶级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雷海宗、吴大猷、吴有训、赵忠尧、叶企孙、王竹溪等等。一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吸收一些优秀的学者来。当时这些一流的学者,每个人的个性非常不同,梅先生能把个性不同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相与共事,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使大家齐心协力搞教育,培养学生,梅校长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否则是做不到的。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不过四个导师三年多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学生,撑起中国国学的半壁江山。当代国学家有一大部分都是从清华国学院走出去的。
有的人是学者,通过学问做出贡献。有的人是教育家,通过培养出一批人才而作出贡献。像梅先生那样的教育家培养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贡献绝不小于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贡献。西南联大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后来在台湾培养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现任美国能源部长、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父母朱汝瑾和李静贞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我想不通,前段时间有两个大学校长大概是为了争取做院士而去剽窃别人的文章。已经是大学校长了,又何必去剽窃别人的文章?如果说是一个学生,拿不出文章来不能毕业,抄别人的文章,还可以理解。已经混到大学校长了,还要去抄别人的文章。当了校长,为社会培养出人才,就是做出了成绩,这就是贡献,何必再去抄别人的文章呢?
梅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勤勤恳恳,忠于教育事业,他真诚地要把学术办好,要把教育办好。1941年春天,中国近代元老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去世,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校长都出席纪念会,纪念会的规模不大,好像不到一百人,我也去参加旁听。梅先生在会上强调说,要继承蔡老先生的精神,就要尽心办教育,尽心办学术,继承他兼容并包的精神来建设大学,发展教育和学术。敬业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天津的很多国立大学都搬迁到后方去了,分别在长沙和西安成立了两个临时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搬迁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南开原是私立大学,但抗战刚一开始,日本空军就轰炸了南开,轰炸以后国民政府就把它改成国立大学。这样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国立大学合组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当时北京还有其他几所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许多人不熟悉的国立北平大学是当时最大的大学。民国初年,北京成立了很多高等学校,如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这些都是专科大学。国民党北伐后,就把这些大学合并成一个北平大学,分别叫做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天津北洋大学,再加上焦作工学院,几个学校合起来迁到西安就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由三个校长组成一个校务委员会,三个校长任常委。1938年形势紧张,三校继续南迁到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因有庚款支持财力较强,物质力量相对较厚。其余两校的经费都是靠政府,所以较穷。我想,三校实力相比大概是5:4:1。
三个校长中,南开校长张伯苓和北大校长蒋梦麟大多时间在重庆参加政府活动,所以在校内的时间不多。尤其是张伯苓先生,我在西南联大呆了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和同学们讲了两次话就走了。所以,联大校务主要是梅先生在主持的,尤其是有一段时期还兼任教务长。梅先生几乎天天都到校长办公室,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他。许多有关的事,都是他亲自处理的。
我与梅先生有过一次直接接触。有一年,我得了盲肠炎,因病体育课可以不上,免了一个学期。而第二个学期,我也没有上,所以没有分数。可到了毕业时,因缺一学期体育课成绩,不能毕业。那时梅先生兼任教务长,我直接写个呈文给梅兼教务长,说仅差半年体育课成绩而不能毕业,未免可惜,能不能有个变通的办法。梅先生批复说,缺半年体育课成绩是该生自己的原因,命我去找体育部主任马约翰先生商量。我就去找马先生,马先生倒是想了个变通办法,他给我一本关于体育的书,要我看完后写一篇报告,算半年的体育成绩,给我个分数算及格,算是补了体育课。我看完他给的书,写了一份读书报告,马先生给了我一个成绩,这样就可以毕业了。
当时也只是走一个形式,不过这些事情却是梅先生亲自过问的。梅先生几乎每天都来上班,所以我印象比较深,使我深感他的敬业精神是十分可敬佩的。那时候学校每个月有一次全校聚会,叫做国民月会,校长讲一些重要的事情,全校学生都来听。抗战前,国民政府要求各机构各学校每星期一上午有一小时聚会,叫纪念周。抗战后,改为国民月会,每个月开一次会。梅先生主持国民月会,大多数是讲讲最近一个月的重要大事情,不过,有时也请一些人来讲。比如说,有一次请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还有一次是英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到了昆明,梅先生也请他们来讲过话,还有驻美大使顾维钧也讲过话。沉稳校长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段时期,日本人天天来轰炸昆明。1940年夏,法国战败投降。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一投降,日本马上就占领了越南。日本占领越南后,当时中国没有海军,日本海军就把中国所有的海岸,从天津塘沽到连云港,直到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通通都封锁了。我们当时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就都断绝了。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越南有条滇越路到昆明。日本人占领越南,这条路也断了。中国与外界联系就只剩下一条从云南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那时中国落后,不能自给,很多东西还得进口。
日本人占领越南后,就开始轰炸昆明,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差不多天天来轰炸昆明。一般是上午九点钟飞机起飞,十点钟昆明就放空袭警报,表示日本飞机要来了,大家要准备疏散。那时候,我们叫作跑警报。在重庆,日本飞机轰炸时,重庆有山洞,可以钻到山洞里去,昆明没有山洞,近郊都是一些小山头,我们就都跑到郊外去。虽然跑不过飞机,但是疏散以后人员损失就会少得多了。放完警报约半个小时后,就会放紧急警报。所谓紧急警报就是表示飞机马上要临头了,这时就要马上躲起来不要动了。昆明近郊没有高山,都是小山,跑起来也快,半个小时能够跑出十里八里路,然后就蹲在野外坟地上。野外都是小山坡,还有许多坟头,如果能在两个坟头中间趴下来,那就比较安全。
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六十岁,他从来不跑,神态非常平静和安详,不失仪容,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扙,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帮助学生疏散,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等于给同学们一付镇定剂,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我们还慌什么?
有一次非常奇怪,放了警报后,大家就都跑出来。刚出校舍,马上就放紧急警报,并没有平常那样半个小时的缓冲时间,这表示飞机马上临头了,一大群人都挤在一起,实在危险。当时大家一阵大乱,都急着跑,害怕飞机马上临头,那么多人挤在一起一旦一个炸弹扔下来,实在太危险了。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作出了一个典范。纯粹校长
西南联大处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但在学校里面,国民党的活动并不活跃。当然也有一些教师是国民党党员,包括梅先生本人(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但梅先生并没有任何党化教育倾向或措施。国民党政府并不允许这么不讲党性而自由办教育。但当时昆明是龙云的地盘,龙云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国民党的势力在云南并不是很大。我听说新四军解散后,蒋介石派了一个叫康泽的特务头子,来云南抓共产党。康泽到了云南后,龙云就劝他不要抓,抓了会引起社会动乱。康泽在别的地方抓人,但在昆明没有抓什么人。
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无论学术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话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没有干涉过。
梅先生和当时胡适之先生在办教育有一致的地方,但并不是不问国是。梅先生曾在国民月会上两次动员学生参军,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并派空军支援中国。为配合美国军队,需要翻译人员。梅先生就号召联大学生参军,前后参军800多学生,梅先生的公子就是其中之一。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里现在都立有西南联大纪念碑,正面碑文是冯友兰先生撰文、闻一多先生篆额、罗庸书丹,背面刻着参加抗战学生的名字。
胡适之先生一辈子都不做官,不过,他曾任驻美大使,大使是代表国家的外交官。因为那时是战时,国民都有应召服役的义务,所以胡先生才就任做了大使。此外,他一生都没有做官。
我有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学生。1937年春天,她参加一次游行,被抓了起来。关了两天以后,我父亲就收到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一封信说,你的女儿被抓去了,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尽量把她保出来。过了几天,我姐姐果然就被保出来了。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都是保护学生的。比如,五四运动期间,政府当局抓了学生,校长就去保。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我的孩子送到你的大学学习,你就该负有保护他的责任。
梅先生对于参加政治运动而受到当局追究的学生,也像蒋校长一样是尽力保护学生的。[1]
本文由何兆武先生
2010年3月25日上午口述,钟秀斌记录撰写,小标题由记录者添加,经何先生审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