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1905年,他因在《新民丛报》批驳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中“长江流域民族处置大河流域民族”的荒唐论点而声名大噪。此文首次署名“于右任”。“右任”,既是“诱人”的谐音,亦暗含反清之意。因我国一向以“左衽”来指受异族统治,故“右任”
之“任”,系从“衽”而来。

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报纸存续时间短暂,但影响很大,且一个胜过一个。

于右任由一个三秦大地上的牧羊少年,励志奋斗,不仅成为集诗人、书家、报人、教育家于一身的社会贤达,而且官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毕生经历了多少沧桑,有过多少喜怒哀乐!院长任上,他明德肃贪,曾信誓旦旦要整肃吏治,既打苍蝇、蚊子,也要打老虎。史实是苍蝇、蚊子倒拍了两只,弹劾过两个鱼肉百姓的县长,杀了一个中央信托局的贪污处长林世良;而面对巨贪铁道部长顾孟余、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等老虎,于右任刚刚持枪瞄准,汪精卫、蒋介石便挺胸堵住了枪口。胳膊拧不过大腿,于右任无奈。难怪世人讥他“监而不察,察而不明”、“养虎遗患”。于右任也只能悲鸣:“监察何用?监察何能?可慨也夫!可慨也夫!”他拍案过,惊堂木惊不动老虎;他拂袖过,可蒋介石为“收招人心
”,欲借他做摆设而死缠不放。于右任在院长的位置上一坐33年,业绩不显。检视反思,除于氏本身的人性弱点之外,当归结于盘根错节的官场腐败。一句话,民国官场太复杂,复杂得笔者三言两语说不清;民国官场太黑暗,黑暗得笔者不屑为文。且让我从容地描摹一下官场之外的于右任吧。

自1903年《苏报》被封后,上海的革命报刊几乎全部缄口,而保守派报纸却十分活跃,某报社论更公然为清廷张目,诬革命为叛逆。于右任忍无可忍,撰文反击,但投稿如泥牛入海,这使他产生了办报的欲望。1906年他与邵力子赴日本考察报业,同时谒见神交已久的孙中山。他在日本的华侨中筹募了3万银元,又在国内招游资入股,于次年创办了《神州日报》,以“神州”为旗帜,意在唤起民众的故国之情。报上的纪元一改惯用的清帝年号,而用公元和干支纪年,寓意良深。为让报纸站稳脚跟,他针砭时弊注重策略,巧用“旁敲侧击”之法,在华美的文字中暗藏革命的精魂。正当报纸要腾飞时,天不作美,报社附近的广智书局失火,报社化为一片灰烬,仅靠一点保险金维持。屋漏偏逢连夜雨,报社内部又闹窝里斗,于右任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当时上海的道台秦乃煌为控制舆论,拟以重金聘于到《舆论日报》当总主笔。道不同,于右任岂能与之为谋?

于右任两岁丧母,由伯母房氏抚育成人。幼时家贫,于右任6岁牧羊,差点葬身狼口。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庚子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出逃西安。陕西巡抚岑春煊命学堂师生恭迎圣驾,跪道侧一小时。血气方刚的于右任要致书巡抚,希望他“手刃西太后”,后为同窗王麟生劝阻。于右任剃成光头,脱去上衣,光膀子提着大刀,以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为背景,照了张相,意诀清廷,颇有杀气。不料,此照片落入三原县令德锐手中。县令以于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和这张照片为证,诬其为“革命党”,下令通缉。于右任得讯后,逃至“志士之集,议论风发”的上海,化名刘学裕,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于右任的才学深受马相伯赏识。1905年震旦学生反对洋教会,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马接受于的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为校名,创建复旦公学。次年,于右任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09年于右任别树一帜,创立《民呼日报》。此前,他在上海各报大刊广告,公开宣称《民呼日报》“以民请愿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辟淫邪而振民气。”创刊号上刊发的社论旗帜鲜明:“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创刊号一面世,即被抢购一空。于右任有了办《神州日报》的经验,加之又网罗了戴季陶、吴宗慈等笔杆,仅用3个月时间,发行量扶摇直上,居上海群报之首。

办报,勇为苍生鼓与呼

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青史作证,在办报的峥嵘岁月,他的确是昂扬奋发、不屈不挠,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激烈、壮观简直是惊心动魄必威,!